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文化价值
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文化价值
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文化价值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资料(zīliào)的文化价值
伏羲女娲为中华民族的(de)创世英雄(yīngxióng)和人文始祖,其人龙合一的奇异形象和超凡卓群的神秘能力(nénglì),与民族始祖的崇高地位相结合,在(zài)中华民族和民间社会中具有广泛(guǎngfàn)影响。伏羲女娲图像秦汉时期兴盛于(yú)中原,魏晋时期盛行于甘肃,唐代在新疆大量出现的传播(chuánbō)轨迹,是历史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典型反映。表明丝绸之路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域内文化传播交流中也作用突出。其中,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区兴起的以墓葬棺板(guānbǎn)画和画像砖为主的伏羲女娲图像可谓独树一帜(dúshùyīzhì)、承上启下,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河西地域文化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一、甘肃及(jí)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分布
河西地区(dìqū)大量伏羲女娲图像集中出现于魏晋时期,据(jù)不完全统计整个甘肃地区目前已经发现的魏晋时期的伏羲女娲图像约19处39幅(尊),涉及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wǔwēi)、天水5市10县(市、区)。其中,酒泉地区在肃州区、敦煌市发现4处11幅伏羲女娲画(huà)像,其中,墓葬(mùzàng)3处,出土画像砖画3幅,棺板画5幅;在莫高窟也有(yǒu)3窟3幅壁画(bìhuà)。嘉峪关市区4处墓葬出土9幅画像,其中,棺板画8幅,麻布画1幅。张掖地区在高台县、民乐县5处墓葬中出土10幅画像,其中,壁画1幅,画像砖画4幅,棺板画5幅。武威地区仅在凉州区(liángzhōuqū)1处墓葬发现灰陶(huītáo)盆画像1幅。天水地区是(shì)伏羲、女娲的故里,有伏羲、女娲造像5处7尊。
由上可知,甘肃地区已发现的伏羲女娲(fúxīnǚwā)图像主要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市(gèshì),且分布相对集中,在时间上基本是(shì)魏晋时期的图像。其中,东部天水地区是伏羲女娲故里,图像以伏羲女娲塑像(sùxiàng)为主,现存(xiàncún)塑像时代较晚;西部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以画像为主,并以墓葬画像居多。尤以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发现数量多,且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géjú)。
二、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的(de)特点
秦汉以来,伏羲女娲以人首蛇身交尾为主体形象的画像(huàxiàng)在中原(zhōngyuán)各地普遍流行,并开始向中原以外地区传播扩散,其分布几乎遍及祖国各地。甘肃以及(yǐjí)河西地区魏晋时期伏羲女娲画像大量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bèijǐng)下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传播的体现。
河西地区的伏羲女娲(fúxīnǚwā)画像共30幅,除莫高窟壁画外,均为(wèi)墓葬画像,材质以棺板画、画像砖为主。图像除个别(chúgèbié)为伏羲或女娲单人外,大多为伏羲女娲同时出现,画像也以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为主,画面一般都是伏羲执规、女娲执矩(zhíjǔ),伏羲一侧(yīcè)绘日轮,轮中为乌,女娲一侧绘月轮,轮中绘蟾蜍。部分图像为伏羲女娲为人首兽足蛇尾形象;也有部分图像为伏羲执矩、女娲执规;日轮、月轮大多绘于胸腹部,少数绘于身侧或由手托举。除了以上主体要素外,画面周围往往配以祥云、瑞兽或花纹等(děng)。这些伏羲女娲画像的基本内容,包括墓葬中社会生活类、历史故事类、花纹图案类的艺术题材(tícái)等内容,多与汉代以来(yǐlái)中原地区(zhōngyuándìqū)伏羲女娲的流行形象一致,但也有自己的地域(dìyù)特点。
首先(shǒuxiān)是伏羲女娲(fúxīnǚwā)人首蛇尾图像(túxiàng)蛇尾长而直。与中原汉代伏羲女娲画像多为(wèi)竖式长方形、两尾多次交缠的图像不同,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大多绘于棺盖板内侧,画像多横向为长方形,伏羲女娲在画面中左右(zuǒyòu)相对,距离较远,直长尾或弯曲度不大的蛇尾大多在底部相向(xiāngxiàng)接近或相交,配以祥云、瑞兽及花纹等图案(túàn),两神宽衣薄带,飘逸灵动,犹如飞天。其次是伏羲画像中冠饰以头戴三尖(sānjiān)冠为主。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伏羲画像冠饰种类较多,除三尖(chúsānjiān)冠,还有山形冠、进贤冠、尖顶冠、斜顶冠等。再次是画像及图案相对粗放。河西墓葬中的伏羲女娲画像在笔墨、造型、图案、纹饰等方面相较(xiāngjiào)于中原画像石、画像砖,显得画像、图案、笔触相对随意、粗放,具有浓厚的民间画特色。
三、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túxiàng)在伏羲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河西地区在魏晋时期一(yī)度成为中原文化(wénhuà)传承发展的中心,也是甘肃、河西地域(dìyù)文化发展的辉煌阶段。伏羲女娲画像从丧葬文化角度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繁荣(fánróng),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河西墓葬艺术的发展成为魏晋(wèijìn)时期中华传统丧葬文化的艺术瑰宝。在(zài)中国传统文化中“事死如事生”是丧葬文化的核心。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图像几乎绝迹。而甘肃河西地区远离中原战火(zhànhuǒ),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伏羲女娲信仰在这里得到传播和流传(liúchuán)。正好填补了中原这一(zhèyī)丧葬文化的空白,成为魏晋时期传统文化中丧葬艺术的代表(dàibiǎo)。
其次,河西墓葬伏羲女娲画像艺术的兴盛正是中华传统文化(wénhuà)繁荣发展的具体体现(tǐxiàn)。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凉政权因偏居一隅,相对安宁和重文兴教而一度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对此,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西晋(xījìn)永嘉之(zhī)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zhì)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suì)(suì)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suǒ)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传承性的丧葬文化在河西得到发扬光大。
再次,在魏晋时期中华文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zhòngyào)的(de)传输交融作用。莫高窟3幅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huàxiàng)的出现,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艺术两相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女娲画像也随着丧葬(sāngzàng)文化对西域的影响而传入(chuánrù)新疆地区。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就有28幅之多,这些画像的内容、风格和基本形式与河西、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图像无异。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河西以伏羲女娲画像为代表(dàibiǎo)的传统丧葬文化(wénhuà)的兴盛,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五凉文化以及甘肃地域文化的繁荣。
作者(zuòzhě)单位: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
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资料(zīliào)的文化价值
伏羲女娲为中华民族的(de)创世英雄(yīngxióng)和人文始祖,其人龙合一的奇异形象和超凡卓群的神秘能力(nénglì),与民族始祖的崇高地位相结合,在(zài)中华民族和民间社会中具有广泛(guǎngfàn)影响。伏羲女娲图像秦汉时期兴盛于(yú)中原,魏晋时期盛行于甘肃,唐代在新疆大量出现的传播(chuánbō)轨迹,是历史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典型反映。表明丝绸之路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域内文化传播交流中也作用突出。其中,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区兴起的以墓葬棺板(guānbǎn)画和画像砖为主的伏羲女娲图像可谓独树一帜(dúshùyīzhì)、承上启下,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河西地域文化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一、甘肃及(jí)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分布
河西地区(dìqū)大量伏羲女娲图像集中出现于魏晋时期,据(jù)不完全统计整个甘肃地区目前已经发现的魏晋时期的伏羲女娲图像约19处39幅(尊),涉及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wǔwēi)、天水5市10县(市、区)。其中,酒泉地区在肃州区、敦煌市发现4处11幅伏羲女娲画(huà)像,其中,墓葬(mùzàng)3处,出土画像砖画3幅,棺板画5幅;在莫高窟也有(yǒu)3窟3幅壁画(bìhuà)。嘉峪关市区4处墓葬出土9幅画像,其中,棺板画8幅,麻布画1幅。张掖地区在高台县、民乐县5处墓葬中出土10幅画像,其中,壁画1幅,画像砖画4幅,棺板画5幅。武威地区仅在凉州区(liángzhōuqū)1处墓葬发现灰陶(huītáo)盆画像1幅。天水地区是(shì)伏羲、女娲的故里,有伏羲、女娲造像5处7尊。
由上可知,甘肃地区已发现的伏羲女娲(fúxīnǚwā)图像主要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市(gèshì),且分布相对集中,在时间上基本是(shì)魏晋时期的图像。其中,东部天水地区是伏羲女娲故里,图像以伏羲女娲塑像(sùxiàng)为主,现存(xiàncún)塑像时代较晚;西部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以画像为主,并以墓葬画像居多。尤以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发现数量多,且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géjú)。
二、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的(de)特点
秦汉以来,伏羲女娲以人首蛇身交尾为主体形象的画像(huàxiàng)在中原(zhōngyuán)各地普遍流行,并开始向中原以外地区传播扩散,其分布几乎遍及祖国各地。甘肃以及(yǐjí)河西地区魏晋时期伏羲女娲画像大量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bèijǐng)下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传播的体现。
河西地区的伏羲女娲(fúxīnǚwā)画像共30幅,除莫高窟壁画外,均为(wèi)墓葬画像,材质以棺板画、画像砖为主。图像除个别(chúgèbié)为伏羲或女娲单人外,大多为伏羲女娲同时出现,画像也以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为主,画面一般都是伏羲执规、女娲执矩(zhíjǔ),伏羲一侧(yīcè)绘日轮,轮中为乌,女娲一侧绘月轮,轮中绘蟾蜍。部分图像为伏羲女娲为人首兽足蛇尾形象;也有部分图像为伏羲执矩、女娲执规;日轮、月轮大多绘于胸腹部,少数绘于身侧或由手托举。除了以上主体要素外,画面周围往往配以祥云、瑞兽或花纹等(děng)。这些伏羲女娲画像的基本内容,包括墓葬中社会生活类、历史故事类、花纹图案类的艺术题材(tícái)等内容,多与汉代以来(yǐlái)中原地区(zhōngyuándìqū)伏羲女娲的流行形象一致,但也有自己的地域(dìyù)特点。
首先(shǒuxiān)是伏羲女娲(fúxīnǚwā)人首蛇尾图像(túxiàng)蛇尾长而直。与中原汉代伏羲女娲画像多为(wèi)竖式长方形、两尾多次交缠的图像不同,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大多绘于棺盖板内侧,画像多横向为长方形,伏羲女娲在画面中左右(zuǒyòu)相对,距离较远,直长尾或弯曲度不大的蛇尾大多在底部相向(xiāngxiàng)接近或相交,配以祥云、瑞兽及花纹等图案(túàn),两神宽衣薄带,飘逸灵动,犹如飞天。其次是伏羲画像中冠饰以头戴三尖(sānjiān)冠为主。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伏羲画像冠饰种类较多,除三尖(chúsānjiān)冠,还有山形冠、进贤冠、尖顶冠、斜顶冠等。再次是画像及图案相对粗放。河西墓葬中的伏羲女娲画像在笔墨、造型、图案、纹饰等方面相较(xiāngjiào)于中原画像石、画像砖,显得画像、图案、笔触相对随意、粗放,具有浓厚的民间画特色。
三、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túxiàng)在伏羲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河西地区在魏晋时期一(yī)度成为中原文化(wénhuà)传承发展的中心,也是甘肃、河西地域(dìyù)文化发展的辉煌阶段。伏羲女娲画像从丧葬文化角度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繁荣(fánróng),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河西墓葬艺术的发展成为魏晋(wèijìn)时期中华传统丧葬文化的艺术瑰宝。在(zài)中国传统文化中“事死如事生”是丧葬文化的核心。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图像几乎绝迹。而甘肃河西地区远离中原战火(zhànhuǒ),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伏羲女娲信仰在这里得到传播和流传(liúchuán)。正好填补了中原这一(zhèyī)丧葬文化的空白,成为魏晋时期传统文化中丧葬艺术的代表(dàibiǎo)。
其次,河西墓葬伏羲女娲画像艺术的兴盛正是中华传统文化(wénhuà)繁荣发展的具体体现(tǐxiàn)。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凉政权因偏居一隅,相对安宁和重文兴教而一度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对此,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西晋(xījìn)永嘉之(zhī)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zhì)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suì)(suì)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suǒ)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传承性的丧葬文化在河西得到发扬光大。
再次,在魏晋时期中华文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zhòngyào)的(de)传输交融作用。莫高窟3幅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huàxiàng)的出现,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艺术两相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女娲画像也随着丧葬(sāngzàng)文化对西域的影响而传入(chuánrù)新疆地区。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就有28幅之多,这些画像的内容、风格和基本形式与河西、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图像无异。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河西以伏羲女娲画像为代表(dàibiǎo)的传统丧葬文化(wénhuà)的兴盛,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五凉文化以及甘肃地域文化的繁荣。
作者(zuòzhě)单位: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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